中国故事：如何挖掘、提炼和塑造

作者：金涛

国庆，对中国电影导演而言，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商业档期，这是一个致敬时刻，承载着国家记忆和民族情感；这是一道命题作文，表达着中国故事和英雄主题。无论是“建国、建军和建党”系列的明星大片献礼，还是“吾国和吾民”式样的拼盘小品歌颂，国庆档电影集中地体现了“合时而著”的主旋律美学范式：盛世述史、英雄叙事和精英创制共同构成的“嘉年华”风格。

疫情之下，今年的国庆档电影不仅数量少于往年，类型风格也较为单一，其中的《万里归途》《平凡英雄》《钢铁意志》三部电影无一例外选择用平民视角，不约而同改编自真实故事。如果把这种转变看作编导们创作上的自觉，那么这意味着电影在中国故事的表达方面正在进入深水区。

“基于真实故事改编”，这是国际商业电影创作的惯用套路，观众也常被附在影片首或尾的这行字幕所震撼。今年的国庆档电影集中触发了这一引信，引来的反响却不如预期。毕竟，故事片不是纪录片，仅有真实是远远不够的，即使所有的时空、人物、细节都是真实的，也未必能打动人。《钢铁意志》唤醒了我们对共和国钢铁工业的集体记忆，《万里归途》刷新了我们对当代中国外交官的认识，《平凡英雄》让我们目睹了南疆生命接力的奇迹。但是，在影像纪实泛滥的多媒体时代，今天的创作者恐怕面临着更多的挑战，要捕捉时代话题在现实中的流动，要引发内心情感和角色的共振，要触及人性更深处的幽微冲突，还要对“真实”本身进行更为精心的挖掘、提炼和塑造。

题材：真实的两难

真实的一重境界是故事。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是一面镜子，信奉艺术源自生活，但高于生活。编导们热衷从真实生活获取灵感，只是解决了一个叙事底座，并不意味着最终赢在起跑线。真实是一条捷径，避免了胡编乱造的悬浮；也是一副镣铐，限制了天马行空的想象，考验的是创作者对现实的敏锐感知、对故事的合理加工。

根据“10·5中国船员金三角遇害事件”改编的《湄公河行动》，根据2015年也门撤侨行动改编的《红海行动》，根据中国登山队两次攀登珠峰史实改编的《攀登者》，以及以“川航事件”为原型的《中国机长》等国庆档影片的成功，带动了真实题材的改编热潮，催生了以博纳影业为代表的以“中国故事”为投资策略的市场主体，同时，也在不断加深人们对“真实美学”创作规律的认识。

同样是讲述归侨故事，中国的《万里归途》和韩国的《摩加迪沙》呈现了不同的表述。《万里归途》讲述了赤手空拳的中国外交官穿越战火，把125位同胞带回家的故事，内涵是中国的家国情怀。《摩加迪沙》表现了朝韩两国外交官，在异国他乡的危急时刻携手合作的故事，底色是半岛的民族伤痕。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真实改编的故事逻辑：第一，改编的核心是类型化。真实只是题材，依托电影类型范式，才能转变成故事。《万里归途》遵循的是惊险公路片模式，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凭借节奏取胜；《摩加迪沙》是在惊险片的基础上，又掺杂了黑色幽默的喜剧片元素，故事更为丰满。第二，戏剧化的结构。二元对立是推动所有情节发展的驱动力，《万里归途》是新老外交官的过招，《摩加迪沙》是朝韩外交官的明暗交手。第三，基于细节真实的虚实结合。据当时亲历的韩国外交官讲述，当时朝韩双方的合作并没那么多曲折，而电影为了增加戏剧冲突，让故事更精彩，原创了许多情节。同样，根据中国驻外人员被枪指头的真实经历，《万里归途》虚构了中国外交官和叛军首领展开“俄罗斯轮盘赌”的生死游戏，通过此种手段，联结现实和银幕，影片并不完美，但基本完成了从题材到类型的过渡任务。

对大部分改编电影而言，需在情节真实、人物真实和细节真实的“三一律”基础上，对故事进行合理挖掘和适度取舍，但也有一种来自生活的题材，它本身就具备高度的戏剧化和类型要素，只要做到电影和生活的平行，就能成立。电影《平凡英雄》即具备这样纪录片特质的一例。8小时1400公里的生命接力，两座城市里素不相识的人们协力为断肢重生搭建生命通道。这样的故事常见于灾难片的叙事，生命和时间的冲突是最大的戏剧性，情节递进高度吻合格里菲斯“最后一分钟营救”的节奏，电影只要踏踏实实地还原即令人震撼。不过，《平凡英雄》的缺点也同样明显，而这里面涉及比故事更深层面的主题提炼和人物塑造。

主题：表达的负重

真实的二重境界是主题。在当下的传播语境里，现实主义电影创作不仅要满足娱乐的需求，还担负着公共文化产品的社会功能。受特殊档期的影响，电影的议程设置会被成倍放大，每一部热门电影的上映都会生产社会话题，也暗合着相应的大众情绪。例如，春节档的主题是“家”，团圆就是主流情感；国庆档的主题是“国”，爱国即为核心价值。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尤其要重视主题的提炼和演绎，它是统摄故事的灵魂，体现了作品的思想高度。

主题，不能先行，更不能过载。一些旨在献礼的电影创作尽管真材实料，但总见模式化的乏味，症结还是在于内容表达上的“多”。电影《钢铁意志》是近年少见的工业题材大片，通过聚焦“共和国钢铁工业长子”鞍钢，追溯了共和国工业化起步的史诗历程，隐喻了人生和钢铁融为一体的奋斗主题。遗憾的是，这条主线串起的珠子甚为零散，出现了献礼片常见的结构问题：一是全景和局部的冲突。要在100分钟内全景式展现鞍钢几十年发展中的重大史实，内容只能浮光掠影，剧情无法聚焦，甚至情节推动只能靠字幕和画外音；二是主线和枝蔓的纠缠。影片故事线庞杂，同时铺陈了多个主题，跳接变成了堆砌；三是风格和节奏的不统一。非连续性的段落组合中，因缺乏稳定的叙事逻辑，风格比较散乱。

解决好真实，症结还是要克服内容表达上的“多”。

面对恢宏的真实历史事件，编导们习惯采用全景式的纪实框架，进行史诗性的表达。一如2021年的《中国医生》，尽管故事聚焦在金银潭医院，仍引入了指挥部、方舱和雷神山建设等内容，并间或穿插真实的新闻报道和影像，试图对武汉抗疫进行一个系统和完整的呈现，而忽略了这对电影叙事节奏和人物塑造的破坏。

这种内容表达上的“多”，正是中国故事讲述的难度所在。

人物：单向的模糊

真实的三重境界是人物。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往往都有人物原型，角色的心理、动作、性格以及人物关系的聚散，除了遵循基于真实生活的行为逻辑外，也依赖于更具艺术色彩的形象塑造。遗憾的是，一些电影中再造的形象往往不如现实生活中真实的精彩。《平凡英雄》中的一句台词耐人寻味：平凡人做平凡事，跟你在哪没关系，跟你相信什么有关系。同样，电影对真实人物的再造，不在于他是否真的做过，而在于让观众相信。

《万里归途》在国庆档的一枝独秀，固然有题材本身的红利，爱国主题元素的加持，关键还是靠人物形象的支撑。张译饰演的外交官宗大伟，演绎出了外交官角色的立体感，即非单一的个人英雄主义，而是一个兼具勇敢、智慧与怯懦、纠结的普通人，这种“反战狼式”的处理反而让人物复杂、鲜活而生动，使得观众愿意投入他的感情世界，与之共振。

《钢铁意志》中，刘烨演绎了共和国第一代钢铁工人的形象。遗憾的是，这个人物没有超过当年“铁人”王进喜的高度。编导只是在“生猛”的“钢铁直男”的坯底之上，添加了一些“憨萌”。影片中，主角经历了从战士、工人到管理者的巨大转换，但缺乏人物的心理轨迹。团队创造了从无到有的许多“第一”，但无论是造出第一面国徽，还是研制出第一个战斗机加油的操纵杆，却少了技术研发的专业细节，基本上是“攻关全靠决心，克难都凭发狠”。给人留下印象的，倒是林永健塑造的角色，这位重男轻女的车间师傅，把炼出第一炉钢水称作“钢炉生娃娃了”，欣喜之余笃定老婆生的第五胎一定会是“带把儿”的，此刻人物的情感是朴素和写实的，但终究是碎片化的陪衬，繁杂的故事线根本没有余地给他来塑造一个完整的、有血有肉的角色。

人物形象的模糊，也不全是表演的问题。现实主义创作中，无论英雄颂歌，抑或生命礼赞，集体主义美学的价值导向成为主旋律电影的一种范式，群像大于个人。好比《钢铁意志》，创作主旨是在展现新中国第一炉铁水诞生的过程中，一代代钢铁人也在淬炼中走向成熟，锤锻出了钢铁意志。如同《中国医生》，要借医生的群体反映抗疫保卫战中的奉献和牺牲。这也注定了在没有经过较长时间精细打磨的情况下，在有限的篇幅里，电影只能展示群体的风貌，很难展示个体细微、复杂的变化。

这一点也集中体现在《平凡英雄》中。该片的底层逻辑是《中国机长》和《中国医生》的合体，影片的重心都是事件，而非人物。编导试图通过对危机事件的全过程追溯和全要素呈现，展现大国担当和实力。博纳影业在“中国系列”的运作中，已经形成了此类电影的标准化流程。在某个紧急事件的发生、预警和处置过程中，每一个人所处位置各不相同，但是承担的功能都是相同的，即大事件中的小齿轮。这样，电影呈现的是以职业群像为特征的人物塑造模式，优点是节奏明快不拖沓，缺点是千人一面单向度，为了刻意煽情，甚至出现了在飞机客舱内吹拉弹唱的悬浮剧情。

必须看到，不是所有的中国故事，都能按照某种印模来复刻。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因为观众有全知视角，它和纪录片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优秀的电影始终游走在现实真实和银幕虚构之间，从中走出来的平凡英雄兼具神性和人性，无需用悬浮的现实去歌颂，无须用宏大的概念去图解，更不用多余的眼泪来煽情。（金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