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年会不能停》：何以走向良好生活

作者：韩贵东

“今天的时代是一个加速的时代！”德国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振臂高呼，以其特立独行的理论视域对现代社会不断加速的生活节奏与横冲直撞式的“快餐”化生命观进行批判与反思。正如罗萨所言，现代社会的时间管理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将人们的生活导向了加速度的地带，而这也促成了个体与社会在不同联结关系中“新异化”的诞生。青年导演董润年执导的电影《年会不能停》恰恰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商榷这种“加速”之“异化”的一个窗口。电影中处处流露着一种被严密时间体制所束缚、协调并操控与支配的伦理法则。从表面上来看，一切似乎井井有条，符合既定的社会规则与企业秩序。然而，在这背后却隐藏着多重自上而下式的道德束缚与言辞说教，集中呈现出了当代人加速主义倾向的心理顽疾、黑色幽默化的自我批评以及欢喜自在的生活美学。

现如今大跨步化的生活节奏已经使得人之为人的意义被逐渐消解，乃至弥散于庸碌的社会日常之中。人们很难再寻找到木心在《从前慢》中所描绘的生活景致，取而代之的则是急功近利、慌乱又忙碌的思维定势。可以说，电影《年会不能停》恰是在这样一个快节奏，时刻准备“996大厂化”的职场生活设定中，上演了一出令人啼笑皆非的现实喜剧。大鹏饰演的钳工胡建林因公司整体裁员，被阴差阳错地调入集团总部，并直升部门负责人，由此所引发出一系列令人深思的职场怪象。值得强调的也在于，电影在讲述职场故事的同时，宛如一把利刃，切开了当下打工人的敏感神经，与之产生情感共鸣的同时，也流露出强烈的“时间匮乏”感。质言之，也就是罗萨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中所指出的：人们“被不断增强的时间贫乏、时间压力和以令人感到紧张形式出现的加速迫力的感觉，以及对于‘不再能赶得上’的恐惧所打败了”。从现实的角度而言，这种力透纸背的打工人职场之“加速化”批判，贯穿电影始终，也造就了其国产年度喜剧天花板的美誉。

当然，我们还应当看到《年会不能停》在职场生活“加速主义”的批判中所选择的黑色幽默化的现实主义喜剧创作路径。首先，电影在角色选择上尽可能地网罗当下知名的喜剧人，其中既有大鹏、白客、王迅这类“古早”级别的喜剧红人，也包括了童漠男、晃晃、大木、杨磊等当下脱口秀界的达人，以及宋木子、王皓等喜剧大赛选手，甚至还有欧阳奋强、李乃文等“叔辈”实力派演员。可以说，作为一部年度巨制的喜剧电影，其演员阵容堪称豪华。其次，故事在胡建林与同事马杰、潘妮各怀利益的行为选择中，披露了职场文化背后的痛点，掷地有声地抨击了欺软怕硬与虚情假意的职场敷衍逻辑。换言之，电影并非一味地给观众带来笑声，更多的是让观众进行自我的职场情感投射。同样作为职场打工人或者机器上的螺丝钉，观众在近两个小时的叙事中达成了某种情感共振，也在这种“绞刑架下的幽默”之中获得某种心灵的慰藉。此外，电影还呈现了黑色幽默背后小人物成长的心路历程，带有浓厚的荒诞感与存在主义哲学发问。电影中胡建林阴差阳错的高升，引发了不同部门之间的猜忌与谩骂，勾勒出一幅职场明争暗斗的浮世绘，在讽刺的背后也充斥着无可奈何的二元情感对立，在阴沉、郁闷与愁苦交织的螺旋上升中，蕴藏着某种对抗与呐喊。

实际上，优秀的喜剧电影除了为观众带来笑或批判的情感共鸣之外，还应当包含一种基于善的关怀下的方法论建构，即如何在电影观阅之后获得良善生活的更多可能。在这层思考之中，私以为《年会不能停》兼具黑色幽默的批评立场与伦理道德的价值关怀。尽管有些影评人认为电影叙事节奏的前三分之二与故事后续发展之间存在衔接的裂痕，但这并不影响故事最终叩问事实真相为何的情感表达，而对职场黑幕的揭露与反抗，也体现了其对现实职场困境思索后的某种超越。主人公胡建林正是小人物欢喜自在的代言，亦是观众自我反思何以走向生活美学的人物符号。何为生活美学？质言之，即是能够从日常生活的点滴之中，创造性地建构属于自我的美好生活。或者说，需要以审美的态度朝向生活的方方面面。电影作为一面镜子，在折射出诸多职场生活乱象的同时，也指向了生活的美学地带，引导我们思考如何关注自身心灵的诗意栖居。一言以蔽之，我们不必委曲求全于自我工具理性的彻底释放，而应当在职场的打拼之中，游刃有余地葆有对价值理性的关照。减少自我内耗的路径或许就在于如何把自我视为一种方法。或者，从时代精神与“人是目的”的价值关系中寻求安放内心的答案。

“时代的列车开过去，总会有人在时代的车轮底下增加摩擦力”，这并非代表着一种必然牺牲与舍弃的底层逻辑，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应如何在巨机器丛生乃至AIGC狂飙突进的时代进程之中，找准自我的定位与方向。在这一点上，《年会不能停》或许还未来得及提供一种具象化的解决方案，但这恰恰是我们仍需努力思考的关键。

（作者系第36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终审评审，第5/7届平遥国际电影展评审团成员）